金庸先生最后一部武侠作品《鹿鼎记》第一回《纵横钩党清流祸 峭茜风期月旦评》中有这样的文字：
吴之荣一颗心怦怦乱跳，揉了揉眼细看，却不是金叶是什么？当下一阵乱抖，从书中抖了十张金叶出来，每一张少说也有五钱， 十张金叶便有五两黄金。其时金贵，五两黄金抵得四百两银子。
这是旧版，新修版改为二百两，但无论是四百两（1：80）还是二百两（1：40），都与当时——顺治末年，确切地说是顺治十八年（1661）——的实际金银比价不符。
（福禄寿喜财金元宝）
（早清小银锭，顺治年间寿、喜字)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一记载：
《会典 钞法卷》内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每钞一贯，折银一两。每钞四贯，易赤金一两。” 是金一两，当银四两也。 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
顾炎武还指出永乐十一年， 一两金子相当于银七两五钱或十两 万历年间止七八换（1：7or8），崇祯年间十换（1:10），而南明时期已经十三换（1：13）。
钱泳《履园丛话》记载：
国朝康熙初年，亦不过十余换。乾隆中年，则贵至二十余换，近来总在十八九、二十换之间。
顺治十八年与康熙初年几乎可以同样看待， 所以即使金庸先生将五两黄金抵得四百两银子修订为五两黄金抵得二百两银子，其折算比价依然是不对的。
（古代银锭）
从顾炎武《日知录》的记载，可知 明代的金银比价是朝着金贵银贱的路线图走的，顾炎武先生解释为：
岂非承平日久，日事侈靡，上自宫掖，下逮勋贵，用过乎物之故与？
而万历年间到崇祯年间的变化他依旧按照这一方式解释：
天启中，权奄用事，百官献媚者皆进金卮，金价渐贵。
这固然也许不失为一个影响因子，但要在根本上改变整个贵金属的比价体系，这显然不是一个最基础性的原因。
（白银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
当时涉及白银的贸易航路一共有三条：
第一条航路是中国—马尼拉—中美洲：首先通过中国商船把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货物运往菲律宾马尼拉，然后由西班牙商人用他们的大帆船（300吨吨位）把货物运销到墨西哥的西海岸港口阿卡普尔科，大帆船在归程时装载美洲的白银回到马尼拉，西班牙人又以这些白银采购中国商品，形成连绵不绝的大循环。
（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同菲律宾的马尼拉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用于与明朝交易）
第二条航路是美洲—西班牙—葡萄牙—果阿—澳门：西班牙船队每年满载白银从墨西哥和巴拿马地峡回到西班牙的商业中心塞维利亚，再非法运至葡萄牙，与从秘鲁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走私到里斯本的白银一起装上大帆船，绕过好望角运到印度的果阿，在果阿卸掉欧洲货品，再补充些通过地中海和中东贸易区渗透到印度的白银，经过马六甲海峡运到中国澳门——在这一条航路中葡萄牙商人是主角，他们用白银为日本、印度、中东及西欧市场购买中国货。
（印度果阿当时是葡萄牙殖民地）
（中国澳门）
第三条航路是美洲—西班牙—荷兰、英国—中国：西班牙船队运到塞维利亚的一部分白银被转运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和英国伦敦，然后通过荷兰、英国与中国的贸易而进入当时的中国。
（大航海中的英国和荷兰）
（大航海中的英国和荷兰）
原先有学者认为，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经过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货币，每年都在100万比索至300万比索之间，也有的学者估计，这一时期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在57500～86250千克之间（57吨至86吨），而按照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韩琦教授的说法：殖民地时期西属美洲生产了大约10万至13万吨的白银，其中向美洲以外地区输出了大约80%以上，这些白银的近一半流入了中国。韩琦综合了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后认为：
整个殖民地时期通过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至少约为2亿比索，那么按每比索为36克计算，总计约为7200吨。
而如果按照德国学者贡德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的观点，问题还不仅仅是当时中国货品为外国所需而必须以白银交换， 其中还存在当时的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套利问题。
从1592年到17世纪初，在广州用黄金兑换白银的比价是1:5.5到1:7，而西班牙的兑换比价是1:12.5到1:14。由此表明，中国的银价是西班牙银价的2倍。（转引自Flynn and Giraldez1994:75）
当时已经有西班牙人注意到这个情况，他们不但意识到套利的利润可以达到75%到80%，实际的操作也在大张旗鼓地进行。
（1930到1971之间金银比价）
至于金庸先生何以有黄金和白银的比价达到1：80或者1:40的感觉而形诸笔端呢？
一方面 大约合一两黄金七十余两白银（银元102元1角）的事例有关（转引自《金庸识小录》）有关；另一方面， 整体金银比价处于1：20到1：50之间，中间比价1：35左右，《鹿鼎记》创作于1969年，金庸先生在设定了“其时金贵”的前提后，写出那样的比价虽然不尽准确，也自有其一定的道理。
